据《文汇报》记者李鹏飞报道，金秋十月，正值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，文学界举行了几乎涵盖所有体裁的国庆征文，全国知名作家、包括老作家纷纷都拿起了自己的笔，写出了一批好作品。
文学界利用文学期刊这块阵地举办了形式不一的“征文”活动：与共和国同龄的《人民文学》推出“特别推荐（建国50年征文）”栏目，作家阵容最为整齐，到目前为止老中青作家都有作品刊出，老作家刘白羽、邓友悔、李瑛、袁鹰，中青年作家铁凝、叶广苓以及年轻作家毕飞宇、西川等都写出了自己的作品。《十月》杂志在全国期刊界较早拉开“征文”的序幕，从去年第3期起就开辟了“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征文”栏目，侧重于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。而上海的《小说界》则对长篇小说情有独钟，到目前为止，推出的“建国50周年大庆长篇小说选展”栏目共有4部“拳头”产品。此外，《北京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》等也开设了类似栏目，举办了各有侧重点的征文大赛。
《十月》杂志主编王占军认为，这次征文活动最具吸引人之处是作品描写的内容贴近现实生活、反映最有生命力的时代脉搏，内容涉及到生活的诸多方面，像邢军纪、曹岩的《北中国的太阳》写了几代人建造“三北”防护林的艰难历史，关注的是环保问题。据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肖复兴说，这次征文的收获除掉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供阅读之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作家的感人至深的创作热情。最令人感动的那些老作家，听说我们搞“建国五十年征文”，年逾九十的老作家柯灵、卞之琳等用自己颤抖的笔写下饱含深情的文字，拿出了《柯灵书简》、《离合记缘》等作品奉献给共和国的广大读者。
原被告各有说法
据《文艺报》报道，《红岩》小说著作权纠纷案近日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原告刘德彬不享有著作权。
本案原告刘德彬和《红岩》的作者罗广斌（已故）、杨益言都曾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。刘德彬是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。
现为重庆文联作家的刘德彬向重庆市一中院起诉，提出《红岩》是在50年代3人共同创作的《锢禁的世界》一书基础上创作的，作者署名应是罗广斌、刘德彬、杨益言（原只有罗、杨二人），并要求被告杨益言赔偿其经济损失15万元。
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是，刘、罗、杨3人先后合写了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》《圣洁的血花》等署名文章，并共同署名出版了《在烈火中永生》一书。1956年10月至12月，3人请创作假撰写表现集中营斗争生活的作品并共同署名。《中国青年报》《重庆日报》和当时的《西南工人日报》在刊载其部分章节时均在编者按中载明是“选自他们的长篇小说《锢禁的世界》”。1958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罗、刘、杨约稿，因刘德彬受到错误处分，有关部门只同意罗广斌和杨益言二人继续创作。
41万字的小说《红岩》正式出版后，1961年至1964年的稿酬71600余元，除支付差旅费、购物、交纳党费和资助烈士亲属外，罗、刘、杨各分得现金2000元。以后的稿酬则由中青社分别寄给杨益言和罗广斌的亲属。
中国版权研究所版权鉴定专业委员会鉴定认为，《红岩》是在《锢禁的世界》基础上，经罗广斌和杨益言再创作完成的，罗、杨是该书作者。由于《红岩》是不同于《锢禁的世界》的新作品，刘德彬事实上未参加《红岩》一书的创作，故刘不应成为《红岩》的作者。但《锢禁的世界》与《红岩》事实上存在原始作品与演绎作品的关系，应在出版说明上载明。
在此基础上，一审法院判决，《红岩》小说著作权由罗广斌和杨益言享有，原告刘德彬不享有著作权。《红岩》再版时，需以“再版说明”的方式载明《红岩》是罗广斌、杨益言在与刘德彬共同创作的《锢禁的世界》的基础上经再创作而完成的。被告杨益言一次性给付原告刘德彬使用《锢禁的世界》进行再创作的使用费人民币1万元，第三人罗广斌的亲属给付使用费1万元。
据《服务导报》报道，被称为是“文化快餐”的贾平凹新作《学着活》在未正式面世之际就引起极大争议，有人认为该书“问得不巧，答得也不妙”。
贾平凹与新西兰《华文双周刊》主编、旅新作家夏菲共同酝酿策划创作的《学着活》一书，以盘点人生问题为主旨，用人们在成长、生活中遭遇的情感、理想、困惑等17类问题为线索，一问两答。据该书的经营者介绍，这部贾平凹用3个月的时间写就的新书在长沙书市上流出了10余本样书。遂出现了书还未正式上市，评论文章就追踪而至的状况。
对于《学着活》一书，评论界议论纷纷，褒贬不一。一部分读者认为，贾平凹一改往日文风与体例，幽默轻松，充满洒脱而感性。读者从中可看到作家除了文学作品外，还可以与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，表达出一个普通的、真实的、正常男人的情感。另一部分读者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，他们认为，贾平凹不写小说，不写散文，只是一味地调侃，而且某些看法有点儿出格，不负责任，似乎有江郎才尽之嫌。据该书经营者介绍，贾平凹现在有些后悔，感觉话说得多了，有些话说得过头，对该书意欲淡然处之，低调处理。
作家刘心武10月18日接受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采访说，当前中国的文学研讨会弊病很多，最大的特点是发言不限时，官本位和尊老等构成了陈腐的“会议伦理”。
刘心武说，他在国外参加文学研讨会，对发言限时这一条最为欣赏，而国内的文学研讨会还没有哪一回是发言限时的。其原因是“文场即官场”，所有职务和职称，都是可以折合成行政级别的，按“官本位”排列发言次序，可谓一大特色。现场级别最高的官，有时会最后再恭请其作“总结性发言”，其余的，则大体依官帽大小，一一被“恳请指导”，但他们又偏要互相谦让，又白耗费了若干时间。
而这些文化官僚发言，往往以“很抱歉，没有准备”作为开场白。没准备你发什么言？他却多半滔滔不绝，离题万里，牵强附会，言不及义，空话连篇，而与会者多半只好忍耐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些文化官僚往往还以“还有一个会要去”之类的理由，发完言便拍拍屁股上车走人，而主持人又往往要追送出去，使会议停顿下来。这算哪门子研讨？
除了官本位，我们的“尊老”恐怕也是无与伦比的。主持者多半按“齿序”，邀请发言。某些资深长者可能确有某些不俗的见解，但却又毫无时间观念，慢条斯理，不知午之将至夜之将临，待其尽兴时，别人几乎已无置评的可能了。
刘心武说，研讨会上也会出现颇为精彩的发言，不过由于不限时，发言者一挥洒起来，动辄40分钟一个小时，弄得像在阶梯教室上大课，失却了研讨会百家争鸣的意趣。他希望大家都珍惜有限的生命，共同创造一种“会议文明”的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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